总有人默默的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努力着，我们也在努力着，或许是为了梦想、或许是为了生活、或许也是为了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前些天被一条年度走心广告的视频刷了屏，其实我能想到这是一则讲品牌性格和情怀的软广，但没点开之前真是不知道是哪一家的。事实上，促使我点开并且分享传播出去的原因或许是有温度的传播文案，“这个世界，总有人在偷偷爱你”，或许更感动的是视频最后的一个个小美好，告诉我们在这个钢筋水泥筑起的城市，即使再拥挤的人群、再孤寂的心灵空间，我们都不是一个人。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好，但也没你想的那么糟糕，无论什么时候，总有人偷偷爱着你，爱着我们的世界。
昨天看了女神一诺的一篇文章“2017，他们为中国做了什么”。是的！有这样一群人，和我们素不相识，但却为了我们共同世界的美好而努力着，就像一诺所说“他们做了很多未被关注却极有意义的事。他们的声音不应被忽略，他们的故事不应被埋没。”
卢迈
卢迈先生，七十高龄，仍旧担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为促进公平、减少贫困、推动社会发展而奔波。
先生经历过上山下乡，也曾师从杜润生致力于农村经济改革，1990年代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后，继续投身农村发展。多年的农村工作经历让他认识到，“营养的贫困”会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善儿童营养则是打破这一链条的根本措施。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从2009年就开始在中国推广针对贫困地区儿童的“一元营养包”：一天一包营养包，掺入水或大米粥、面糊、玉米糊中，让孩子们在食物单一的情况下也能补足营养，从而拥有健康的身体。基金会做过测算，每袋营养包的总成本仅为1元。营养包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纳入全球“生命1000天”倡议中最主要的干预措施之一。
这与盖茨基金会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对贫困儿童在营养方面进行有效干预，是一项回报率极高的公共投资，也是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所以我们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开展了一系列营养相关项目。
也就是合作过程中，我才与先生熟识，也感佩于他多年来的执著。更让我感动的是，在先生周围，还有一群像他这样的“老同志”，比如营养包的主要研发者、年届80的中国疾控中心教授陈春明仍然坚持同他们一起入户、家访，细心地教导家长如何喂食营养包；还有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朱宗涵，老先生退休以后仍然在为儿童保健事业奔波，因为“孩子no voice ，no choice，无法来表述自己的需求，也不能为自己做出选择，所以孩子们需要代言人……”
感动之余，也不禁想起前不久资中筠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个民族有非常深的感情，现在我们也已经走到了尾声，如果还要依靠我们，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为了不辜负他们，我辈惟有继续努力。
高福
左边这位穿着防护服的是我们中国疾控中心（CDC）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
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时，时任中国CDC副主任的高福临危受命，远赴塞拉利昂，驰援抗击埃博拉。在我们举办的首期“全球健康与发展”媒体研讨班上，高福院士讲了自己当时的心路历程。
高福说当时他拿的去塞拉利昂的签证上，写的是「single」，也就是单次往返的签证，他对此刻骨铭心，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疾病控制、科研考察等一系列任务，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前往塞拉利昂的航班上，空姐们都很惶恐，好像飞机一降落埃博拉病毒就会像苍蝇一样过来似的，机长就邀请高福院士给他们上一课。于是，高福给机组人员上了“最有高度”的一课。
这当然是一个插曲，其实埃博拉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可以通过汗液传播，一滴汗液就有可能让你丧命。他告诉我，有一天在塞拉利昂发烧了，当时就觉得自己可能回不去了。我还问他，你当时害怕吗？他说不怕，“这是我的职业，我的专业，如果我一个做疾病控制的人都害怕，那不就完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埃博拉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也作为第一个做出快速反应的大国赢得了国际尊敬，我们比英国、美国都至少要提前了1个月。如果没有高福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前线战斗的专家们，如果当时没有在西非控制住病毒，我们，还有我们的家人，就很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埃博拉疫情不仅暴露出非洲疾病监测体系的薄弱，也凸显了全球卫生安全系统的巨大隐患。现在，中国CDC和美国CDC正在联手帮助非洲建立自己的CDC。盖茨基金会也会在此过程中助一臂之力。
2017年8月，高福院士出任中国CDC主任，主持全面工作。我相信，在他的带领下，中国CDC会为中国人民和全球卫生安全做出更多的贡献。
毕井泉
食药监总局（CFDA）恐怕是舆情压力最大的政府部门之一。转型期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国外上市的药品在国内买不到，找总局；疫苗出了问题，没有吸取历史上欧美疫苗恐慌事件的教训，也要向总局问责……
支持中国药监体系改革是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两年，尽管压力不减，困难重重，但我们却看到一个不断改革进取的食药监总局。在毕井泉局长的带领下，食药监总局正在采用一系列充满政治智慧的手段解决遗留多年的顽疾。
举个例子，中国有大量临床试验申请的堆积，一方面处理起来会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另一方面，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很多申请材料里面不规范、有水分。CFDA提出了一个天才的做法，让已经申请在排队的企业“自查”，如果觉得数据有问题或不规范，可以在规定时间内主动撤回。凡是撤回的，既往不咎。没有撤回的，将接受监管部门的核查，查出有作假的，将给予严重的处罚。结果呢？80%左右的申请主动撤回。
从这件事上，不得不佩服CFDA领导的勇气和智慧。这当然也反映了中国制药企业，特别是大量仿制药领域存在的乱象。不过CFDA这一举动，既让问题真实呈现，又避免了审评资源浪费在低质量的申请上，让大量问题工作自己消失，而且还给予主动撤回申请的企业改过自新的机会，待重新完成真实规范的临床后，还可以递交申请。
2017年6月，CFDA正式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这绝对是中国药监改革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这意味着中国的药品监管体系已经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认可的监管体系中。中国的药品质量会大幅提高，药品审评也将提速，老百姓也能够更快捷地用上进口药、创新药。
作为当前改革的一部分，盖茨基金会将充分利用我们的全球网络和技术专长，协助总局建立药品监管国际高端人才引进机制和国际化监管人才培养机制，开展监管科学相关研究，为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必要支持。
Catherine Sozi
Catherine Sozi有一个婉约的中文名字 — 苏凯琳。这位出生于乌干达、并在英国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的女性，已经在艾滋病防治和公共卫生领域工作了超过25年。
她曾在南非和乌干达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从事超过十年的初级卫生保健、性和生殖健康工作，其中包括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管理。她也是坎帕拉Mildmay中心第一位临床主任，这家乌干达公立机构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和社区提供艾滋病关怀、治疗、康复和培训。2000年，Catherine加*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IAIDS），先后担任过艾滋病关怀和治疗区域顾问，以及UNAIDS在赞比亚和南非的国家协调员，推动联合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正担任UNAIDS驻华办事处代表。2016年，我们在西雅图总部举办 “中国周” 论坛，向总部的同事和合作伙伴介绍中国在全球健康和发展方面的成就和潜力。自从加入盖茨基金会以来，我一直坚持每两周给基金会同事写一封邮件，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中国，名字就叫Get *art on China（后台回复关键词“中国”获取下载地址）。
UNAIDS是我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我们邀请Catherine参加了“中国周”论坛，分享了中国在抗击艾滋病领域的成就，以及中国对非洲发展的借鉴意义和无限潜力。
下图是我为了让西雅图的同事们更全面的了解中国，2016年4月在西雅图举办的中国周。最右边的女士就是Catherine。其他从左至右依次是：北京大学教授、农业专家黄季焜，杜克大学副校长 、教授Michael Merson，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李小云，盖茨基金会埃塞办公室首席代表Haddis Tadesse，“非洲制造倡议”负责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友好大使海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林毅夫，盖茨基金会CEO Sue De*ond-Hellmann，盖茨基金会首席战略官、全球政策与倡导项目总裁Mark Suzman，一诺，中非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龙的礼物》的作者Deborah Brautigam。
2017年是Catherine在中国任期的最后一年，目前她已经回到非洲，继续领导UNAIDS在非洲的艾滋病防控事业。她回到非洲后推动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她所负责的每个国家都制定一个中国合作方案，学习中国抗击艾滋病的经验。中国的经历显然对Catherine触动很深。
在和Catherine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接受过不同风格的教育，曾经在不同的国家工作，经历过不同文化的碰撞，以及对年轻人、尤其是弱势群体里的年轻人未来的担心和寄望。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曾有一次对话。她谈到了一年中最难忘的人，是一个从出生开始就被查出HIV阳性的18岁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满怀憧憬地告诉她他的理想是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飞行员，在自己还能有所作为时为中国的发展尽一份力。她在被年轻人热情打动的同时也陷入深深的担忧。担忧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担忧这个年轻人以及像他一样的更多艾滋病毒阳性的年轻人是不是能有一个他们憧憬的未来。
希望若干年后，当Catherine有机会回到中国时，她能看到这些中国年轻人的梦想已经照进现实，阳光已经战胜歧视。
李蔚
2013年，为解决疫苗在一些没电、也没路的地区的冷链运输问题，比尔·盖茨曾通过他投资的科研机构Global Good发出“全球招募”，寻找一种便携且功能强大，适应非洲环境的疫苗保存设备。李蔚就是当时带领青岛“五朵金花”之一的澳柯玛获得竞标的中国企业家。
经过历时一年的研发，澳柯玛制造出了一款名为Arktek的疫苗冷藏箱。这个冷藏箱只用冰，无需插电，就能使内部温度保持在0-10摄氏度达一个月甚至更长。现在这个冷藏箱在非洲和印度都有应用，挽救了很多孩子的生命，被比尔·盖茨称为“生命之桶”。
随着Arktek的推广使用，澳柯玛董事局主席李蔚亲自带领疫苗冷藏箱项目组成员多次远赴非洲考察，重点对疫苗冷藏箱使用情况进行详细调研，对产品持续进行完善。为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Arktek在原有基础上完成升级，能把内部温度保持在-80℃，为存储和运输埃博拉疫苗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蔚跟我说，他在外面好歹也是个堂堂大国企的“主席”，但回到家，自己的女儿从来没拿他当回事。直到他们做了Arktek，他跟女儿说，他们生产了一个产品，可以帮助非洲的小朋友活下来，从那以后，女儿对他态度大变，觉得自己的爸爸特别了不起。
截至2017年底，已经有超过2000台Arktek应用于尼日利亚、印度、塞内加尔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为大约1200万人口服务。
但他们并未止步于此。今年9月，我们在纽约的“目标守卫者”论坛上，又看到了澳柯玛研发的新产品Metafridge，这款产品适用于那些有电力供应、但不稳定不充足的地区。它每天通电4小时，就可以将疫苗在2~8度的温度下长期保存。
钱秉中
2017年10月，我们得到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 我的同事、盖茨基金会结核病项目组副主任、60岁的钱秉中（Daniel）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项。
Daniel投身中国抗击结核病的战役已逾20年。早在1995年，世卫组织就聘钱秉中为医学顾问，负责世界银行中国结核病项目的研究活动。1999年，他举家从美国到中国，以世卫组织国家结核病顾问和医疗官员的身份，负责WHO*中国的结核病防控工作。2003年“非典”期间，作为WHO驻华代表处任命的两名协调员之一，Daniel还开展了实验室诊断、临床诊断、SARS研究和医院感染控制等工作。
Daniel的母亲来自广东中山，曾是香港的小学教员。母亲把《圣经》中爱人如己的博爱种子，早早植入了他的心中。父亲，这位香港的原住民，则相信自己，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因为他救过三个落水的人。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钱秉中，自带一种济世情怀。当他还在加州大学医学院就读时，对未来职业已做出规划：当医生，或教师，或牧师。因为“这三种职业可以在精神上对人产生久远的，甚至终身的影响。”毕业后，钱秉中委身于集三种职业特征于一身的公共卫生。
盖茨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的结核病防控项目也离不开Daniel的付出。项目一期取得的成果被WHO誉为“应对耐多药结核病挑战的全球典范”。目前项目已经进展到第三期，基金会将前期试点成功的综合防控模式推广到浙江、吉林和宁夏三个省/自治区，有望令9000万人受益。但我们离终止结核病流行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会继续与中国并肩作战。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分钟都有生命的诞生，同样也有生命的消逝，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许多人在为我们的生活辛苦付出着，也有很多人为我们美好的世界努力着，2017年还有13天就结束了，新的一年又将开始，希望我们能一起为新的开始而努力，为中国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就是为世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