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园异闻(藏园校书所用敦煌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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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书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傅增湘先生曾著有《希亚学派书记》,1913年在首都图书馆什刹海附近的广化寺借书时,写了一篇读书校对的简述。伦明《1911年以来藏书纪事诗》曾说:“若手校宋元八千卷,书之魂不离藏园。”这是一个概述。余嘉锡在《藏园碑刻》的序中写道:“闲暇之时,我要带着新旧印本,向我的学校鞠躬。丹、黄不弃手,日夜穷。每个学校都有一万多册……”在这个“碑文”里,你总能看到藏书楼校对书籍的情况。在傅熹年的《校勘札记》中说:“我的祖父藏元先生,研究目录、版本和校勘已近五十年。他一生有20万卷,其中约有1.6万卷是用善本自校的。每本校勘书在卷末都有注释,说明学术渊源、刻本来源和校勘结果。”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楼的校书,以下仅介绍三部利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校勘传世文献的书,可见藏书楼主人对图书校书孜孜不倦,精益求精。

一、《三国志·魏尧和华佗传》

清同治金陵书局出版的《三国志笔记》六十五卷。《藏园学派志》记载,我校舒舒辛四安十一月,据宋刊刻。然而,这本书的书名在庚申(1920年)、任旭(1922年)、丙寅(1926年)和新寺(1941年)进行了修订,其中《舒舒书》确实是在新寺安修订的。1926年,藏园发现了吐峪沟出土的高昌《三国志》手稿残本,并进行了整理。《藏园群书铭文》和《藏园群书目录》均未记载此书的校勘。

擅长山水的袁先生,几乎走遍了京郊的园林寺庙,随身带着笔砚,在山林间校书。他的后记除了考证版本源流外,还包括编年史随笔,独特隽永的笔触,以及两个多余的,以飨读者。《舒威》卷二十二末,叶芝说:“庚申刻于三月初七,在秀峰寺小楼得半卷,即登苗丰过台,游阳山寺,三铺回京。第二天的题词就写完了。”《舒威》卷二十三末,叶芝说:“三月十日,庚申到方上,住在斗鲁寺。第二天,群臣前往云水洞穴探险,而于寺得到了这卷书。山雨弱的时候容易舒服,短的不容易长的也不容易,看诸侯的欢喜。大叔。”秀峰寺在北京西山的九峰山脚下。阳山寺,全称阳山殷琦寺,辽代建筑,位于北京西山妙峰山乡,现为门头沟区文物保护单位。窦律寺又名窦律寺,又名方上寺,位于北京房山。

用吐峪沟出土文献校勘《三国志》第六十五卷,即《吴书》第二十页第十二页,书眉上写着:“右北凉高昌王冕甲写了一段《吴志》,贯穿二十四行。柏青从新民梁那里得到了,并因假去了学校。有三十六个不同的人物,都准确可信,真是稀世珍宝。c十一月十日,袁叔叔。”根据北良的手稿,校勘了一整片叶子。

白建,本名苻坚,早年留学日本,爱好金石学。20世纪20年代,他多次向日本转卖珍贵文件。清末西北地方官梁收藏敦煌遗书和吐峪沟出土的高昌时期残迹,现藏日本蜀道博物馆。如今的蜀道博物馆保存着《三国志·吴》北梁抄本,影印在《玉语墨书集》中,在《中村》(亚洲善本丛书第二卷)中并未贬值。卷346页140号、141号为《三国志·吴》,140号为十二卷,141号为二十卷。手稿是由魏尧传下来的。卷四十一末,有王叔邦1910年的题词:“三国志、武陟、魏尧、华佗二传,左右,宣彤元年,是鄯善农民挖的於菟沟。案例:元魏之际,高昌王勉善儒。他在房间里画了的孔子画像,以毛诗词、论语、孝经、历代史书为学官,子女为教授。郑光元年,他派使者去索要五经和经史,并请的助理教授刘勰以为自己是博士。这本书是从教授的书中抄来的。卷中还有一段论语,说起来容易,说起来难。同时是临摹的,有一部分是顾嘉实的原作。耿叔韶在九月十六日认识了新城。钱的《寿泽》、《王银书帮》和《晋卿》印章。王叔邦,字金清。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任命为新疆政治使节,并编制了《新疆地图集》。梁当时在迪化工作,是王叔邦的下属。如果傅增湘看到这本书,没有提到王叔邦的后记。据高田世雄《李胖与白建》记载,梁与王叔邦的六朝与唐代旧稿曾被多次出售。现在还很难确切知道这本《三国志武治二十》是什么时候进入中村不妥协收藏的,但根据藏元先生的附言,至少可以断定是1926年以后。

二、《南华真经》注

十卷本《南华真镜注》,明代出版。在《壬子年》(1912)中,藏书楼的主人将《华南真镜》与韩粉楼的北宋版本和南宋版本进行了校勘。嘉义年(1914)在《南方真镜》获得《更桑》、《外物》、《寓言》三本书,在《杨守敬》获得古钱本。经过整理,易茂年于1915年获得敦煌卷子。丁年(1937年)校勘了日本广济寺藏的《更桑处》、《外物》、《寓言》、《刀剑》等四种唐卷的照相本,仁五年(1942年)又根据宋书安仁昭的建议校勘了此本。总的来说,在30年里,它被校对了两次,有些章节被校对了四次。《藏园群书》中有一篇关于赵谏宋、蜀的长跋。请参考。

关于古代手稿的校勘和后记有四种,在此有所记载:

1.“杨兴《庄子古钞集》共三卷,三卷《更桑》、《外物》、《寓言》。经假校,北宋字差异不少,句末虚字增益特别高,可谓秘本。12月21日,元叔想起那会是个伤心的时候,就把笔一扔。”

2.“古钞纸的题目,华南真镜之北游,是二十四号,有二百一十五行。考察其字迹,是隋唐时期的人所写。今天,在 *** 的村庄里有六个沮鹄人。在10月份的一次错误调查后,毛毅记录了字里行间的不同字符。当他有空闲的时候,他可以证明他的得失。姬叔叔叔。”

3.“沮鹄的六个藏族唐人写了一篇关于《南国北游真经》的文章,里面数了十张纸。白建的父亲面面相觑,由于是以这本书为蓝本,其异同有待日后进一步考证。十月十七,袁叔叔。”

4.“我看到一本日本小藏寺收藏的《庚桑初》、《外物》、《寓言》、《刀剑》四篇散文的相册。因为是孙子书*的,所以在这本书里校对了一下,里面有不少很优秀的文字。余《最后一年》对耿桑初的文章进行了残卷校勘,其校勘笔可辨先后。看书的时候,我都是尽可能的呆在家里,避免混乱。早晚都聊,不寂寞。丁七月十三日,老人在藏园”

《华南注》敦煌本现存于日本蜀道馆,影印于136号、136号、136号第二册第136号,此本背面盖有“敦煌县志”字样,表示原属公藏,盖有“京古美堂藏”字样,并附有龚附言,称“本卷为明代裴于光绪三十二年所获......苏遇并不知道姬佩,绵竹的冯春翘对历史古迹比较重视,所以就介绍到了鱼雨。......成都之乱1911年10月,我带着本卷去了 *** 古美殿京燕。明年正月初六,伦子会一个人坐在山窗下反复玩耍。因为这卷被发现是原创,也因为这个买的,后面会有检测。”此后不久,这份珍贵的手稿被 *** 给了四川老乡谷奥。谷奥,字刘矩,四川广安人。他于1905年去日本学习。他积极参加袁世凯称帝,1916年去世,为*制罪魁祸首被通缉,1918年被赦免。之后,他退出政坛,以古董为生。至此,可以隐约推断出敦煌遗书《北游记》自辛亥革命后曾前往日本。1926年,傅增湘还整理了白建父亲在吐峪沟出土的《三国志》残卷。见上文。

傅增湘特别重视杨守敬的藏书,尤其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古籍,在几次校勘中作为底本借阅。嘉荫年间,我校《春秋经集》有30卷,收藏了杨守敬的影钞和日本凤山官库的古钞。杨守敬收藏的古钞残迹《南华真镜钞》也见于日本访问书籍第7卷。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1932年影印的京都小藏寺藏《华南真镜注释旧注》共七卷,之前流传的只有杨守敬先生看过的三卷。1931年,日本菅野直树整理了这七卷手稿,并有整理记录。他说,“考证的日期疑似在镰仓时代初期。”他还说:“小岛康誉的古代迁徙记录只有三卷:更桑、外物、寓言...杨守敬的《日本书访录》中有详细的记载,但他看到的只是小岛康誉的书,没有其他的卷。”野志喜的言论揭露了杨守敬抄本的来源,并称抄本日期疑似为镰仓时代早期,相当于中国南宋中期。

孙杰弟,字子书,河北沧州人,专注于小说戏曲目录本研究。

三。刘子新说

《六子》第二卷,清光绪元年由崇文出版社出版。钱《元书手札》印。根据《藏园校书录》和《藏园经书录》可知,傅增湘校勘敦煌唐文是根据何伟的《嘉荫年(1914)》校勘的,辛伟年(1931)是根据董康手抄本《敦煌遗书》校勘的,纪茂年(1939)是根据唐抄本《辛四影》校勘的。《藏园群书碑刻》一书中有一篇很长的后记。历年所见唐抄本的始末十分详尽,并分析了刘有云收藏的重叠章节与英法文收藏的敦煌写本《刘论》的用词异同。请参考。以下是四本学校用书。

书名《叶藏元老人》曰:“何慕集唐卷子二百零八行,盖明石室炖秘笈。整本书能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一,不同的人物却丢失了,连它都数不过来。刘有云的前辈,下面还有九篇几百行。如果是演金的组合,岂不是天地间的珍宝!过去人们浪费了几千美元,但这不值得!袁术的校注。也是石家阴的春节。”

20年后,他说,“梁写了《唐卷子》里的影子。从爱民到荐贤共240行,八篇文章,都转移到这本书里。它们在法人何氏和伯希和手中。共21篇,全书已完成三分之一。记住这个来佩服你的眼光。四月初九,藏园老人相知。”

《梅藏苑》里的老人,写了一本推荐圣贤的书,说:“这是唐纸的结局。里面有240行。现在是四月,元叔手把手教。”

写风俗书的梅藏院老人说:“这本书既然是唐人所作,原存法国伯里奥特徐。同年,董寿办理款还。”

何,号秋年。他曾是甘肃省的政治使节。1909年,奉清廷之命,护送敦煌遗书至京师。到了京师后,李胜多等人私自抢夺,然后将长卷剪下补数,再运到京师库。他,字魏,字穆,是,李生铎的女婿。何所收《刘子新注敦煌遗书》残卷,从《第三次离情》后半部到《第九次思虑》前半部,不仅为赋派所见,而且为罗振玉所见,校勘后的残卷已被林启波、所影印于《刘子敦煌遗书残卷集》。

刘,字有云,晚清翰林院主编,陕西省学术大使,首都大学堂督学兼学部副部长。他的儿子刘西良。刘有云集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以黄帛包裹,题“唐人刘九论,长十三尺,高八寸016”。九篇题为:尊农、爱民、崇文、神奇、赏罚、评名、贬名、识人、荐贤。“民”字缺笔。从之一次伤残开始,藏园就从“爱民”一章开始整理。

董康,江苏武进人,是《分》朗诵室的主人,教经典,也做金丝带。傅增湘曾撰写《谭伯庸序》记述其藏书。法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敦煌西域文献中有四件“刘子新说”:P2546、P3562、P3636、P3704。其中,P3704中的完整文章为:风俗、兴趣、运势、爱情、阶级感、积极奖励。而算上何藏和刘藏,真的是二十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董康把他们抄成了P3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