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写作文历来是士人跻身仕途的必备技能，而且这项技能与其他技能不同，它可以“载道”，这就不单有文化功能，还能作用于政治。
在古代上至皇帝下至小吏，没有不重视作文的，魏文帝曹丕甚至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写作文这个特长在古代绝对是高大上的，文章写得好就可以称文人、士人，地位远远高于写字画画跳舞唱歌之流。
即便不擅长应试作文，无缘仕途，也可以带上佳作，或拜谒公卿，或鬻文于市，来个一夜爆红、吸粉千万，走上人生巅峰。既然写作文有如此优势，古代人为何不都转行写作文呢？
答案是太烧脑！
写作文的难度我们今天也可以感受得到。为了凑够字数，恨不得把脑袋撬开。在我们的印象中，古代才子们文不加点、倚马可待，作文时潇洒磊落，一气呵成。但实际上他们和我们一样，“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绝不是夸张。为了写好一篇作文，烧脑姿势可谓千奇百怪，即使大文豪也不例外。
（一）王勃的腹稿
王勃，才子中的才子。从小就是作文一霸，“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指瑕》，以擿其失”。这就是传说中上辈子读了很多书，一出生就自带一堆写作素材和好词好句的BUG型选手。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天才，写作文也要烧脑。
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滕王阁重修工程圆满完成，恰逢重阳佳节，洪州都督阎公筹划了一场宴会，并让自己的女婿提前打磨好一篇《滕王阁序》，这本是一场计划有序的晒婿趴，受邀的宾客也都心照不宣。
可是计划总会遇到意外，王勃就是那个意外，如果他仅仅是一位不速之客也就罢了，问题是他还是一个不谙世故愣头青、满腹经纶的写作狂。阎公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本设计好的女婿首秀竟变成了王勃个人专场。
王勃的《滕王阁序》自是照耀千古的，但他的创作绝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史载他作文时，起初并不精思，先磨墨数升，然后喝点酒，躺到床上，用被蒙头大睡，醒来时，援笔直书，不改一字。
王勃作文虽是一气呵成，但一定要先前有腹稿才行，腹稿并不是单纯地躺到床上把眼一闭就自然合成了，这是一个类似化学反应的烧脑过程。
喝酒蒙头大睡的奇葩写作准备不过是他经过长期作文训练养成的一种习惯，有点像条件反射。文学史上类似的例子也不少。
如：
宋代有个由浩，他作文时必须藏到很深的草丛里，避开一切嘈杂的声音。不久，突然从草丛里跳出来，立刻写成一篇文章；
隋朝薛道衡作文时，必隐坐空室，蹋壁而卧，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他们都需要以自己的习惯来进行写作构思，同样都要烧脑，只是烧脑所需的外界条件不同。以奇葩的行为和特定的外部环境*大脑，加速烧脑进程，减轻烧脑痛苦，虽有一定局限性，但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也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反射弧，所以大多数作家写作文时还是会选择“干烧”，而“干烧”是痛苦的。
《文心雕龙》对作家才思迟速有一段论述：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
这些人都是文坛巨匠、硕学鸿儒，如此一流的人物写作文尚且如此痛苦，一篇雄文竟要覃思十年。
（二）司马相如吃笔
司马相如是古代才子的典范，好像他随随便便写一篇赋，就吸引了汉武帝这个超级粉丝；轻抚一曲《凤求凰》，就赢得了绝代佳人卓文君的芳心。但真实的司马相如不但称不上文思敏捷，还和扬雄、左思一样，是个口吃患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
《文心雕龙》说他“含笔而腐毫”，就是写作文时苦思冥想，不自觉地把笔放到嘴里，因为思虑时间太长，把笔毫都舔烂了。看来古人写作文也有吃笔的习惯。
当然，相比于十年写成《二京赋》的张衡，十二年写成《三都赋》的左思，拥有多部汉大赋著作权的司马相如，已算是写作神速了。相比于扬雄因作文烧脑过度出现幻觉，王充著文费尽脑细胞以致气力衰竭，司马相如也算是比较潇洒的了。
“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文心雕龙》中还罗列了几位才思敏捷的，“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但这些人写的都是应制文章，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应用文，格式固定，字数少，且不需要太多文采，这类文章也很少有传诵千古的。
如果让他们写司马相如那种全文都是生僻字和古文字的辞赋，或是写王勃那种四六对仗，音韵和谐，文采斐然的骈文，恐怕他们也要脑仁儿疼了。
相比而言，我们已经很幸运。只要提笔不忘字，流水账一点也不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