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穷而后工（文穷而后工，文穷如何能工？）
在欧阳修的文章中我最欣赏的是其“文穷而后工”的思想！这不但是对中国古代社会身处穷境文仕之“发愤著书”的美学概括，也对后代产生一定影响。直至今日，这种思想仍然很值得我们思考。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开篇说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诗人一开篇便就诗歌创作解说了文学创作中“穷而后工”现象。文中，作者重点强调诗人之穷与诗之工的因果关系，前者决定后者。诗人之“穷”主要指其不能施理想抱负于社会政治，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因此却造成了“诗工”的条件：一是可以自由地观照大自然的美，获得丰富的审美感受和认识；一是能更有利于深入社会人生，了解普通民众的苦闷愤懑，并蓄积、激发自己的“忧思感愤”之情；而且愈穷则生活感受愈丰富，体验愈深入，愤怨愈浓厚，因此可以“写人情之难言”，产生优秀感人的作品。这类作品呢，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涉及到对文学创作主体心理状态和情感活动情况的认识，它的确包含着深刻的启示。自古至今，有多少文人骚客印证了这一思想！真所谓源远而流长…… 在先秦，诗人屈原，爱国反被谗见疏，发愤之情可谓强也！他说过“惜诵以致愍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说到“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他又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的观点不无道理，正是这些政治的挫折，促使屈原作成《离骚》！正是由于屈原这样正直忠介之士厄运之“穷”这客观现实而产生了“怨”“愤”的主观感情，进而著诗文抒发之，后“工”也。 像屈原这样遭遇的文人在古代岂是少数？！让我们来看看唐代的诗人们。李白，仕途始终不得志，政治抱负更是难以实现，最终是落湖自尽，其遭遇亦可谓“穷”了，结果呢，成为了后人无法企及的大诗人！他有诗云“哀怨起骚人”（《古风》）更有切身的体会：“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承之东都序》）文中“挥斥幽愤”当然就是“发愤”，其“愤”与“愁”含义相通，愁极生穷啊，正所谓“白发三千尺，言愁似个长”！ 李白之后的杜甫，又是另一位“文穷而后工”的实践家，他大量忧国伤民的成功之作，正是在抒发个人之忧愤，乃自广大人民群众忧愤之中产生。试想，如果没有杜甫的遭遇，他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吗？！可见是“文穷”而“后工”啊！ 在中国古代类似“文穷而后工”的文人还有很多，如司马迁受宫刑而作《史记》；柳宗元因政治之穷，而发愤工文；刘禹锡仕途多舛，“凝瞳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蚤发》）；陆游因“穷”而力“工”……这一切都印证了欧阳修的“文穷后工”说。 怀古罢了，还看今朝。近现代作家忧民忧国以文救国也可看是“文穷而后工”的另一种例子。但时光飞逝，转眼间，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二十个年头。今天的我们，突然发现，“文穷而后工”不知不觉中已然“过时”了！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激烈，人们对物质的欲望与日俱增，不再是曾经粗茶淡饭就能够平淡顺遂，就可以静心追求精神生活的年代。于是文学早已经从国人心目中的神坛上跌落下来，人们的思维渐渐的被经济性、功利性同化，越来越少的人能够静下心来探讨心灵的世界，文学几乎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显得一文不值。于是，也没有文人愿意“越穷越坚守”文学这一阵地了！ 另一方面，如今大众的文字阅读更多集中于网络媒介的小说站和快餐短文，消遣、娱乐、现实有用，成为文字阅读的最主要目的，思想性的文字也有官媒引领。而以忧国忧民，讲大道理，无病呻吟为主题的文学，已经不具备生存的土壤。 于是，“文穷而后工”非常悲哀地变成了这样一种阐释：文人因“穷”不得不弃“文”而从“工商”了！ 对此，我们是否应该反省，特别是每一位学者、作家、文人……是否明白欧阳修的“文穷而后工”所代表的这样一种历代以来的现象，或许是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的表征？……
